17个月苦等监管核准未果！36岁的贵阳银行拟任董事余瑞未履职先辞任

天河马新闻

11月10日，贵阳银行（601997）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任董事余瑞女士因工作原因提交辞任报告，辞去拟担任的公司董事、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及董事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职务。

值得关注的是，从余瑞被正式提名为贵阳银行董事候选人，到此次提交辞呈，时间跨度已整整17个月。这场罕见的漫长等待，最终并未迎来任职资格核准的结果，反而以一封辞任报告收尾。

监管未批撞上国企重组

余瑞的职业发展，自始至终深植于贵州本土大型国企体系。

她出生于1989年3月，籍贯贵州桐梓，拥有研究生学历、学士学位，且具备中级经济师职称。目前，她担任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合规管理部部长，在合规风控领域肩负核心职责。

从她的职业轨迹来看，早年她曾在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金融事业部任职，由此开启了在金融领域的职业积累。

之后，她转入贵州省属重点能源企业贵州乌江能源集团，从金融事业部普通员工起步，逐步成长为财务部副部长。

随后，她进入乌江能源集团的核心子公司——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先是担任金融事业部副经理并主持工作，后调任财务部副部长，负责财务风控与预算管理；之后又升任企业管理部部长，开始统筹公司战略规划与运营优化；目前任职合规管理部部长。

余瑞与贵阳银行的正式关联，始于2024年6月。

具体而言，2024年6月18日，贵阳银行发布《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在第六届董事会换届筹备工作中，正式提名余瑞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告同时明确“该任职资格需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核准后方可生效”。

同年7月25日，贵阳银行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提名，确定若余瑞任职资格获得核准，其董事任期将自监管批复之日起至2027年7月3日止。

然而，从2024年6月18日提名公示，到2025年11月10日辞任公告发布，17个月过去，监管核准始终未能落地。这一情况，也让余瑞成为贵阳银行近年来少数“提名通过但未履新即辞任”的候选人。

此外，36岁的余瑞在银行业高管群体中格外突出。据贵阳银行2024年年报数据，其现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平均年龄为50.1岁，年龄中位数49.5岁；即便是此前董事会中最年轻的董事田露，也比余瑞年长1岁。因此，余瑞的提名最初还一度被视为贵阳银行推动治理“年轻化”的信号之一，如今她的辞任，也让这一“年轻化尝试”暂告一段落。

值得一提的是，余瑞所任职的乌江能源集团，此前刚经历一场省属能源国企的重大重组。

2025年9月9日，贵阳银行发布《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披露贵州省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举措：为整合省内能源资源、避免同业竞争、提升能源企业在西南地区的竞争力，贵州省国资委推动贵州能源集团吸收合并乌江能源集团，合并完成后乌江能源集团依法注销，其全部资产权益由贵州能源集团继承。

重组完成后，股权关系随之调整——原由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贵阳银行5.49%股份，仍由该公司继续持有，但其控股股东变更为贵州能源集团。

一年仨拟任高管“未核准即辞任”

余瑞的辞任并非贵阳银行“拟任高管未获监管核准即离场”的孤例，近期该行已有多位拟任高管因相似原因接连选择辞任。

时间回溯至2025年7月7日，贵阳银行发布辞任公告，时任拟任董事梁诚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拟担任的董事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其经历与余瑞高度相似：同样在2024年7月4日的贵阳银行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当选董事，等待监管核准的时间长达一年，最终未能正式履新。公开信息显示，梁诚出生于1988年4月，籍贯贵州遵义，持有工程师职称，时任贵阳银行第一大股东贵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该公司持股比例达12.82%。

而更早的2024年12月30日，贵阳银行拟任副行长杨轩已率先开启这一“未核准即辞任”的序列。公告披露，杨轩因工作调动辞去拟担任的副行长职务，辞任自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值得注意的是，杨轩早在2024年1月便被贵阳银行第六届董事会2024年度第一次会议聘任为副行长，明确“任职资格需经监管部门核准后方可履职”，但直至辞任当日，这一核准程序仍未完成，他始终处于“拟任”状态。

三名高管的辞任虽原因表述各有不同——余瑞、梁诚称“工作原因”，杨轩为“工作调动”，但核心共性显著：均在未取得监管部门任职资格核准、未正式履行相应职务的情况下选择离场。

近年来，贵阳银行管理层开启了“走马灯式”调整。

梳理该行2021年至2024年的公告可见，高管变动并非零星个案，而是覆盖核心管理、监督等多个关键岗位的集中调整。

2021年，时任行长夏玉琳、副行长张伟、董事喻世蓉先后辞职，监事长杨琪到龄退休。

2022年，该行独立董事罗宏、董事芦军、董事王勇、董事赵砚飞、监事张瑞新、董事李大海先后辞职，变动覆盖决策与监督岗位。

2023年，独立董事戴国强、朱慈蕴、杨雄、刘运宏，监事陈立明、朱山因任职期限规定辞职，董事会秘书董静到龄退休，副行长梁宗敏到龄退休，董事罗艺因工作调动辞职。

2024年上半年，董事田露因工作调整辞职。

即便2024年该行启动第六届董事会换届选举，试图通过人事补选稳定治理结构——当年6月提名张正海、盛军、李松芸、邓勇、梁诚、余瑞等14名董事候选人，涵盖股东代表董事、独立董事、职工代表董事等多个类别，且经2024年7月4日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但换届后的人事调整仍未停歇。

进入2025年，上半年，时任董事、首席风险官邓勇因到龄退休正式离任，其于2021年5月被聘任为首席风险官，此前已在该行任职多年，全程参与风险管控体系搭建；同期，总稽核晏红武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卸任，其于2021年5月被聘任为总稽核，负责内部审计与监督工作近4年，是该行内控体系的核心负责人。

直到6月，管理层再次迎来调整——时任董事会秘书李虹檠被聘任为副行长，其任职资格需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核准后方可履职，截至2025年11月，该核准程序仍在推进中。

换届补选未能彻底终结人事波动，核心岗位高管“退休一批、调离一批、待核准一批”的现状，也让市场对该行治理连续性与战略执行稳定性产生担忧。

赚钱能力下滑，报表含金量存疑

近日，贵阳银行公布了2025年三季报数据，业绩持续承压的态势仍在延续。

报告期内，该行实现营业收入94.4亿元，同比下滑13.7%；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2亿元，同比下降1.4%。至此，贵阳银行已连续多个季度呈现营收、净利双降的局面，2025年一季报营收同比降16.9%、净利润同比降6.8%，中报营收同比降12.2%、净利润同比降7.2%，颓势未改。

资产规模方面，截至2025年9月末，该行总资产达7465.9亿元，较二季度末的7415.4亿元环比微增约50.5亿元，同比增长3.8%。

但回顾过往，其资产端曾在2024年中期至年末连续两个季度环比收缩，2025年中报又环比缩水34.7亿元，不到一年时间内三次出现季度环比缩水，这在该行自2015年以来近十年的发展中较为罕见。

在经营业绩与资产规模的双重压力下，贵阳银行的资产质量水分也越来越大。

最值得警惕的是逾期与不良贷款偏离度的变化。截至2025年6月末，贵阳银行逾期90天以上贷款余额占不良贷款余额的比例升至98.5%，较2024年末的82.95%大幅跃升，已逼近100%的行业风险认定临界线。

需明确的是，该比例越低，代表风险分类越审慎——2024年末82.95%的比例，说明当时不良贷款对逾期90天以上资产的覆盖更充分；而2025年中期这一比例大幅提升至98.5%，反映出该行不良贷款认定标准或发生调整，存在前期通过更审慎的分类（低比例）呈现资产质量、后期比例抬升暗含认定尺度放松的嫌疑，这一变化背后或有美化报表的可能。

这种操作虽能短期粉饰数据，实则是透支未来风险缓冲空间，需警惕资产质量真实性核查及监管合规风险。

时间来到2025年第三季度，尽管贵阳银行三季报未披露逾期贷款数据，无法直接观察最新的不良贷款偏离度变化，但结合贷款五级分类数据可见，其资产质量改善的“表象”之下，风险或未得到实质性缓解。

截至2025年9月末，贵阳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63%，较中报的1.70%小幅下降0.07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239.59%，较中报的238.64%微升0.95个百分点。从这两项核心指标看，资产质量似有边际改善。

但深入贷款分类结构分析，细节却暗藏玄机：正常类贷款占比仅微升至95.20%，较中报的95.18%仅提升0.02个百分点；与之相对，关注类贷款占比升至3.17%，较中报的3.12%持续扩容。

这种结构变化意味着，尽管不良贷款率表面呈现微降，但部分潜在风险或被暂存于关注类贷款中。作为不良贷款的“预备池”，关注类贷款占比持续提升而正常类占比几乎停滞，反映出该行资产质量的实质性改善或不及表面数据亮眼，不排除存在通过调整风险分类节奏，将部分问题资产暂时归类于关注类以延缓风险暴露的可能。结合此前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偏离度大幅攀升的信号，市场对其资产质量的真实韧性仍需保持关注，后续不良贷款率的走势也值得持续追踪。

在经营、资产质量与治理的多重挑战下，市场期待贵阳银行能尽快组建完成稳定的领导班子，厘清发展路径，以推动公司经营态势逐步企稳，回归稳定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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